本报记者 丁雅诵
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，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。
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，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，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。面对这样的机遇与挑战，优化科研布局、加大投入保障、创新体制机制，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提升，事关强国复兴根基。
本期“教育大计大家谈”，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，如何以更大力度、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，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。
对话嘉宾：
陈晔光 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昌大学校长
李晓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
刘铁岩 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、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
张嘉漪 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、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
阳 铭 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、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
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对源头创新提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
记者：今天必须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，如何理解这种紧迫感？
陈晔光：当前，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。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，对源头创新提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。
一方面，没有对事物最根本原理的透彻认知，就无从产生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应用成果。另一方面，在进行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中，往往要发展新技术、开拓新路径，这些催生的新技术和新路径也可能带来技术创新和变革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
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，是从源头上化解“卡脖子”风险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。
李晓强：应用端的问题越复杂，越会把我们推回基础研究的源头。当前面临的诸多卡点堵点，表面看是材料、设备、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，深层次则是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真正突破。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，就难以在原创路径上取得实质性进展，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重复。
刘铁岩：今天的基础研究，已经成为当下竞争的底层能力。过去，我们在很多领域可以沿着已有技术路线追赶，通过工程优化、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进步。但今天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：一方面，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到基础原理、技术范式、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；另一方面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，正在同时重塑科学发现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。因此，今天讲基础研究，已经超越了我们之前理解的论文、学科和实验室等，而是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，掌握未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。
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起来，兼顾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
记者：基础研究要“两条腿走路”，一边是目标导向，一边是自由探索。如何更好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？
张嘉漪：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，看似路径不同，实则指向同一个方向——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
目标导向的价值在于提高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。目标导向不是把基础研究简单变成工程攻关或产品开发，而是围绕生物安全、人工智能、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，找准背后的科学规律、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。
自由探索是产生原创突破的重要源头。许多重大成果在早期并没有明确应用目标，而是来自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。基础研究的魅力正在于其不确定性，今天看似“无用”的认知突破，可能正是明天产业变革的种子。
阳铭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，两者之间不矛盾、不对立。自由探索虽短期内难见实用成果，却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底层科学基础；目标导向研究聚焦重大现实需求，往往也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，反哺自由探索。这启发我们，要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起来。
陈晔光：把握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平衡，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自身的特性。对自由探索要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和不设功利目标的宽松环境；对目标导向研究则要确定目标并配置相对应的资源。这样才能让“两条腿”协调发展，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。
记者：区别于高校、科研院所，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中如何发力，怎样打通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？
刘铁岩：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，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开放的协同模式。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，其“新”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：打造“产学研创投”一体化平台；与北京中关村学院一体两院、融合发展，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梯队；以项目制为抓手，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。
在此基础上，要真正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，关键在于回答两个问题：谁来提出问题？谁来验证成果？我们的答案是：问题从产业中来，方案回到产业中去。
具体而言，我们做了三件事：一是让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，组织师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，从真实场景中提炼科学问题，牵引出基础研究课题；二是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，引领企业思考前瞻布局，共同定义问题、协同攻关；三是打通科研转化通道，征集高校成果，通过“前店后厂”模式，为师生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通道。
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，使资源更合理、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
记者：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。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仍相对有限，在此基础上，怎么分配更合理？
李晓强：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到2778亿元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突破7%。但与一些全球创新强国相比，我们仍存在差距。这要求我们既要继续加大投入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，又要深化改革，优化基础研究经费分配结构，把有限的钱花在“刀刃”上。
基础研究想要获得真正突破，需要长期坚持，因此也需要经费的连续支持。尤其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，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，给予科研团队长期的经费保障。对成熟科研团队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等，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，建立完善滚动延续、跨周期的资助机制。
阳铭：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具有产出不可预测的特点，目前主要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给予支持。在经费分配过程中，资源适当向优势团队集中有其合理性，但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面临的现实困难——他们往往思路活跃、敢于挑战难题，却受限于资源获取能力不足，难以充分施展才华。
因此，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，也要保障广泛参与，在评审中更加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，使资源更合理、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。
记者：目前，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，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？
陈晔光：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，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，其他来自地方财政和其他主体。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，企业对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，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力量。
张嘉漪：针对产业界“卡脖子”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，可推行企业或产业联盟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的模式，由企业和高校共同凝练问题、共同投入资源，由科学家领衔攻关。这样既能确保科研选题紧贴产业真需求，也能为基础研究开辟稳定的资金渠道。
复旦大学打造“复旦科创母基金+科创投资基金+社会专项资金”的协同投入体系，同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，已成立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，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。
刘铁岩：多元投入的关键，在于政策制定者给予方针牵引、企业给予问题与场景、科研机构贡献原创能力、社会资本提供灵活接续。
对源头性、“无人区”方向应保持耐心，加大对非共识方向、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；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，应让企业更早参与“出题、共研、验证、转化”，政府通过联合基金、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，社会资本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。
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，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
记者：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在深化科技评价改革，也取得了积极作用。当下，基础研究评价体系仍存在哪些难点，需要怎样改进？
陈晔光：基础研究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，评价的难点在于，很难用量化指标进行简单衡量。一个原创性研究方向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更久才能显现成效，若前几年无显性产出就停掉支持，可能会扼杀重大发现。
评价改革的重点是回归专业判断，实行真正的“小同行”评议，重点考察研究工作的原创性、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。论文发表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，有助于让同行了解并检验成果，但不能“唯高影响因子”。
李晓强：除了继续完善评价周期、评价指标外，评价维度也需更加全面。基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、工具开发、技术路线积累具有长期意义，不能重结果、轻过程，应对基础研究过程中的隐性产出，进一步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。
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，将研究中产生的原创方法、工具、技术路线、关键数据集等纳入正式成果体系。建立“探索风险档案”，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。
张嘉漪：如果一个项目没有达到最初设想的指标，究竟是因为研究人员不作为，还是因为这条通路本身就是死胡同？事实上，证明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，而这在评价层面上极难界定。因此，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，也很有必要。
记者：部分科研人员，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面临考核周期短等压力，怎样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？
阳铭：绝大多数投身科研的青年人都怀有积极向上、锐意进取的上进心，也并不畏惧真正的学术检验。青年学者入职后，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——经费、招生名额、实验室空间等。考核要求也应与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。
基础研究虽然成果产出周期较长，但在相应周期内取得阶段性进展是可以实现的。这类进展未必以论文为唯一呈现方式，可以由用人单位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，进行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。
刘铁岩：搭建更加灵活的机制和更加包容的评价体系，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，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。
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。真正原创性的探索，早期往往表现为非共识的问题或方法，未必马上转化为论文与项目。因此，在研究周期内，我们建立起持续激励机制，关注阶段性评价，让青年在探索中持续获得正向反馈。
二是提供长周期、稳定的资源支持。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配套岗位保障、团队资源、仪器平台、交叉合作和阶段性经费，把青年人放到重大任务、交叉团队和真实问题中锻炼，给他们挑大梁的机会。
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。我们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，鼓励他们自己发现真实问题、组建团队、管理经费、对接产业。当青年人才主动牵引研究路径，这种主动性能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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