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你想过没有，全世界那么多古文明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中国，能把写历史变成一门“铁饭碗”？ 埃及人在金字塔里刻下法老功绩，巴比伦人在泥板上记下国王年表，希腊有希罗多德走遍地中海写《历史》。可这些伟大的记载，最后大多断了线，或者藏在神庙、陵墓里，成了考古学家拼凑的谜题。 中国的路子截然不同。从周朝开始，史官就是国家公务员。汉朝设太史令，司马迁继承父职，才有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《史记》。唐朝开史馆，宰相监修国史。宋朝以后，每个皇帝都有《实录》。明清设国史馆，修史成了朝廷的日常功课。 关键一招藏在王朝更替的游戏规则里。 新皇帝坐稳龙椅后，头等大事之一，就是给前朝修一部官方正史。这事关合法性——我为什么能取代你？因为我承认你的历史，并为你盖棺定论。从《史记》到《明史》，二十四部正史串成一条线，朝代替换，史笔不停。 这种“修史-认账”的循环，让中国历史有了惊人的连续性。哪怕天下大乱，哪怕异族入主，这条文脉始终没断。蒙古人建立元朝，要修《宋史》；满人建立清朝，也要修《明史》。大家心照不宣：进了这个“正史俱乐部”，才算正统。 那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这么干？ 不是他们没历史，而是“玩法”完全不同。 欧洲有伟大的史学家。修昔底德写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，连双方演讲稿都记录得一丝不苟。可他的书是个人著作，不是国家工程。中世纪历史多由教会修士撰写，记录的是“上帝的事业”，常常掺杂神迹传说。更关键的是，战乱、火灾让大量古籍失传，许多历史成了断简残篇。 伊斯兰世界史学传统深厚。10世纪的泰伯里写了部《历代先知与帝王史》，堪称阿拉伯的《史记》。伟大的伊本·赫勒敦甚至提出了文明兴衰的规律，比欧洲思想家早了好几百年。但他们的史学，常常和宗教经典注解绑在一起，由学者个人或宫廷资助完成，没有形成国家制度。 最颠覆我们认知的，或许是非洲。 在西非，有一种叫“格里奥”的口述史官。他们不识字，却能记住几十代国王的谱系、重大事件的细节，用史诗传唱出来。马里帝国的开国史诗《松迪亚塔》，就是这样口耳相传了七百年。他们是活的历史硬盘。廷巴克图的古城里，还发现了数十万册手稿，证明非洲也有书面史学，只是长期被世界忽视。 所以，那句“只有中国有连续不断的史书”，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。 误会从何而来？ 第一，模样不同。我们是国家修史，白纸黑字，卷帙浩繁。别人可能是游吟诗人的传唱，可能是家族世代守护的羊皮卷，可能是刻在神庙墙壁上的浮雕故事。 第二，运气不同。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独立，战乱虽多，但文化核心区基本稳定。加上造纸术、印刷术普及早，文献容易保存。地中海文明区四战之地，亚历山大图书馆一把火，多少智慧化为灰烬？ 第三，我们自己也常说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”，骨子里就有“历史为我独存”的骄傲。到了近代，面对西方“中国无历史”的偏见，我们更要强调“我们有五千年不间断史书”，这反而加深了误解。 其实，每个文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住过去。埃及人靠石头，两河靠泥板，希腊人靠羊皮卷，非洲人靠歌谣，而我们靠的，是一代代史官用生命接力的那支笔。 可见，一支笔重如千钧。 它让董狐在赵简子威逼下写下“赵盾弑其君”，让司马迁忍受宫刑完成《史记》，让历代史官在皇权面前挺直腰杆。它不是简单的记录，而是一种承诺：无论王座上坐着谁，总有些真相，必须被留下来。 所以，中华史学的独特，不在“唯一”，而在“独一”。它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，却是唯一把历史书写，变成国家制度，变成民族信仰，变成用鲜血捍卫的契约的文明。 当我们在《资治通鉴》里寻找治乱兴衰的规律，在二十四史里看朝代更迭的轨迹，我们读到的，不仅是过去的故事，更是一种跨越千年的默契—— 有些事，不能忘。有些人，必须记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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